费孝通

阅读(1507) admin 2017-02-22

     30年前,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调研后,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当年,费老在文章中表示,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小城镇问题的意义。而今,特色小镇建设风潮将城镇化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重读费老当年对小城镇的调研结果和实证分析很有意义。编者在此选编该文,以飨读者。

       由小城镇特点确定发展方向

      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今保山市,编者注) 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就在同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说: “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可见,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小城镇问题的意义,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小城镇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不理解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我个人十分赞同胡耀邦同志的上述提法。那是因为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这类社区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但同时又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

不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下面,我谈一谈我在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编者注) 所看到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

      第一种类型的代表是震泽镇。

      震泽镇是当地一个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也是当地的一个商品流通中转站。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镇出售,又从震泽镇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来说,震泽镇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镇通过航船与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镇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由此可见,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实际内容的。

      第二种类型的代表是盛泽镇。

      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这个镇出口的真丝绸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1/10。可见它是当地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盛泽镇与震泽镇不同,它不是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家庭丝织手工业不仅是盛泽发展的基础,而且是被称为天堂的苏杭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个传统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仍然具有它的意义。丝绸工艺在民间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一位外国朋友听我说到苏州姑娘的手纤巧灵活, 便提出拥有这种技能的妇女是否可以转向搞电子工业的问题,因为电子工业需要的正是精细准确的动作。外国人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自己要是不研究,那就愧对祖先,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种类型的代表是我的出生地松陵镇。

      松陵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现在的吴江县政府就设在松陵镇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唯独松陵镇例外,它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较大的增长。松陵设县由来已久。封建时代地主统治阶级为了抵御农民起义, 筑起城墙和城门将城内外隔开。城内不允许做买卖,人们只得在大东门外的盛家厍做交易。城内的住户主要是地主大户和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小人物。这里的建筑也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弄堂狭小,两边是数丈高的风火墙,带有统治和防卫的特征,颇有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风格。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是同里镇。

      同里镇本身四面环水,像一片藏于水泽中的岛屿。它的周围地区河塘交叉、漾湖衔接,是典型的湖沼水乡。新中国成立前的同里不通公路,只靠摇小船进出。正因为同里镇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水乡的地貌, 所以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小镇上聚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同里镇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被改造成为一个游览区,已经成为江苏省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

      第五种类型的代表是平望镇。

      平望镇地处江浙之间,北通苏州,南通杭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方面导致它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几度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使它常能衰而复兴。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的威胁消除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它成为大城市工业扩散点,成为近年来吴江各镇中发展得最快的。

      很多小城镇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由各镇的历史形成的,因此在建设这些城镇时不应当同等对待。以小城镇的特点来分类,对于我们确定小城镇发展的方向是有用处的。

      小城镇的繁荣与衰落

      吴江县的小城镇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线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在此期间,小城镇逐步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期,小城镇有了转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景象。

     人口下降是小城镇衰落的表现之一。那么,小城镇衰落的原因何在?其后果又如何呢?从农村方面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从小城镇方面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有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民,因此人口下降。总之,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出发的“左”的政策, 是造成小城镇衰落的根本原因。小城镇越衰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愈低,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快。所以,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和城镇的商品除了食盐外全由私营的商人经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村生产的粮食、油料、生猪、蚕茧等主要农副产品以及若干种生产资料都纳入了国有商业的流通渠道。各级行政部门都设立粮食、副食品、进出口贸易等机构,县级成立公司,县以下设所或设站。这样的商业改革使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与周围农村的主要联系。但1958年以前,小城镇的商业除了国有商业这一渠道,还有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店以及个体户等多种渠道。自从开始公社化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不断受到打击,连农民提个篮子在镇上卖几只鸡蛋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最后,几乎一切商品都按行政区划上拨下调,在国有商业这一条渠道内流通。

      商业渠道的统一国有化引起了小城镇的巨大变化。凡是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都有国有的流通渠道,在收购农副产品以及调拨、分配农民所需物资上占绝对优势。一些设置公社机构的小城镇在总的衰落趋势中借着国有商业和供销社之力得到挣扎余地。而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从全县范围来看,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大多数被吞掉了。

      用行政渠道来控制商品的流通,势必造成农民买难卖难的困境,而商业本身在经营上也容易滋长“官商”作风。据农民反映,收购农产品的部门要货时急如星火,不要时弃如敝帚。比如兔毛,之前由于某种原因价格大跌,养兔的农民叫苦连天,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兔毛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小城镇和农村里原有的流通渠道变成了单一渠道,适应不了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实际上已成了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

      商业国有化的过程是在变“消费城为生产城”的政策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固然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对消费和生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没有搞清楚,导致我们对小城镇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在我国旧的传统思想中,消费不是一件好事情,而是指剥削享受。而在小农经济的眼光里,生产是指有实物收获的劳动,不包括商品的流通。这样我们一方面把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职能排斥在生产范围之外,归入消费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对农民和雇工的剥削,以及他们挥霍浪费的行为,看成所有小城镇唯一的基本性质。之后进而把做生意、消费、剥削这些概念画上等号,逐步限制、打击小城镇的个体和集体商业,大大削弱了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在集体、个体等贸易渠道全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供销社非走向国有化不可,国有商业就不能不包揽一切。但是国有商业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流通包下来,却包不下小城镇原有的经商劳动者,于是小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无以为业,纷纷找出路。其中,最有办法的人挤入了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稍次的进入当地的国有企业;没有办法的人也不让在镇上吃“闲饭”,一批批地被动员下放到农村。在经济基础动摇以后,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也就干涸了。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小城镇本身日见萧条冷落。

      小城镇的复兴

      这些年来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文革”后期,从县、镇到公社、大队,各级都在积极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社队工业如同鸭子凫水,下面已经动了起来。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开了捆住的手脚,社队工业和其他各种小工业就如雨后春笋般一下子生长了起来,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调整改革,大中城市的工业生产逐步走上正轨。

      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的。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在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从事各种非农业工作的人中,农民工与拥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在数量上已相当接近。农民工挑着小城镇工业1/3的担子,这是中国工业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

      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小城镇商品的流通环节和疏通商品的流通渠道。

      小城镇对农村的主要作用因类型不同而有所偏重。然而即使是同类型的小城镇,对周围农村所发生的作用也不是等量齐观的。因此,由小城镇作用影响范围的大小,可以反映出一个系统高低不同的层次来。

      城镇层次的划分,过去大多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然而,进行小城镇商业作用的层次分析,单以人口为指标是不够的。因为人口大体上相同的城镇在商品流通环节中所处的地位很可能不同。

      商业流通的环节实际上是以一层层的行政级别为依据的。普通农村里农民生活的各种必需品是由不同层次的城镇供应的。这里就体现出了小城镇作为商业中心的层次来。一般情况下,农民生活中食用的油、盐、酱、醋等一次性消费品基本上可以在村镇购买。村镇商业的门市部一般不到10个,销售范围大都是在1公里以内。农民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如热水瓶、脸盆等低档耐用的消费品,基本上是从乡镇或县属镇购买的。乡镇内同类商品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花色品种与数量均较少。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10个到50个之间,销售范围在3公里左右。县属镇内同类商品则有2个或2个以上的门市部销售,花色品种与数量比乡镇多,选择余地更大。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50 个到100个之间,销售范围在5公里上下。

      高层次的小城镇的销售范围包含低层次的小城镇及其销售范围,而且高层次的小城镇自身也具有属于低层次小城镇的销售范围。商品的销售范围实际上就是吴江民间所说的乡脚。乡脚并不是一个以镇为中心的清晰的圆周,因为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是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的。小城镇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取决于它们乡脚的大小。

      小城镇层次分析应当深入到对能够满足农民各种生活需要的各种要素的功利评估。所谓功利评估,是指农民对买何种商品、花多少时间、付多少成本的计算和均衡。功利评估的原则是以最少时间、最低成本去取得最满意的商品。小城镇的商业层次应当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布局。

      我们要积极发展小城镇,就要想各种方法去尝试新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农村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农村经济商品化的水平必须要有新的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流通渠道才能得到巩固和提高。如果一味把身子靠在洋人的背上过日子,人家动一动小拇指,我们就要摔跟头。

      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之所以没有社队工业发展快,原因是受到原有商业渠道压抑的农村商品经济,对小城镇的冲击力还不够强。一旦这种冲击力强大起来,包揽式的流通渠道就非改革不可。而现在农村经济尚处于生产责任制的低级阶段,商品生产的程度还不够高。要突破当前的局面,还有待于多种经营专业责任制的发展。从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责任制到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是当前农村生产力继续提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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