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昇明
中国人把聚居地普遍称为“城和乡”。之所以产生小镇，是因为在乡村的交通要道附近形成了商业中心，或者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形成了产业中心，也有境内外的茶马古道驿站形成了服务中心。这些小镇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处在一个“自在”的阶段。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进行商品统购统销的试验，导致小镇衰落了；后30年经过了一场工业化的洗礼，小镇走向了一个“自觉”阶段。
如今，特色小镇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投资。小镇发展的驱动力发生了改变，不同于过去“ 自然生长” 的概念。然而，特色小镇不是一场资本的角逐游戏，它将无可避免地直面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变迁。本文将从三个角度阐述小镇：完成了的传统小镇、工业化中的小镇和未来美好的小镇。
完成了的传统小镇
自古以来，小镇是“生长”出来的。从“中国皇权不下县”的历史来看，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社会，也是自治的社会。一些地方形成了人口规模成千上万的小镇，同时取代了乡的名字。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家乡苏州市吴江县（现为吴江区）作过有关村子和小镇的调查，证明村和镇是一体的。他以开弦弓村和震泽镇为例，认为主要的商品交易发生在小镇里，村民委托水乡的“航船”代购代销商品。
当时的吴江县震泽镇和盛泽镇有分工合作，前者生产蚕丝、缫丝；后者专营纺织和交易丝绸，成为太湖周围的一座丝绸古镇，人口达3万人，拥有丝绸商会，供奉先蚕祠（祈求丝绸业风调雨顺的公祠）。除了打官司以外，盛泽镇的居民平时不到县城去。盛泽镇的建筑格局保持着江南的民居风貌，大大小小的河流与街道相依相伴，形成双棋盘格局。保留下来的许多老街道反映了当地居民当年的富庶生活。在我国“四大丝绸古镇”中，盛泽镇是唯一不依靠城市和官府的力量，而是凭借地处江浙交界地的地理优势，以民间丝绸业的聚集效应，拥有了丝绸古镇地位。吴江县地方志记载，人文重镇盛泽镇曾享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盛誉，还培养出进士22人、举人77人。
江浙地区的小镇特别多，仅吴江县就有七大镇。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学派发起人派克教授看来，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世界上独特的、古老的和唯一完成了的文明；北京古城也是完成了的文明，每个人清楚自己的分工，也清楚如何做人做事才是最合适的。一切中国的东西、器具、习俗和制度，无不极正确地互相适合。派克教授还警告西方人，没在中国住上20年，不要随便写评论中国的文字。日本社会学家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进行了对比，认为印度佛教影响了中印边陲的藏区。进入中国汉人生活的区域后，佛教的文字表达变成了唐三藏版本，且影响了日本。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其生丝产业后来者居上，在国际市场上冲击了盛泽镇。
工业化中的小镇
江浙的小镇没有在工业化中缺席。早在民国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还在青年时期就判断，中国南方乡村是社会财富的历史沉淀层，拥有传统的乡村工业，未来可以发展成为民族工业。20世纪30年代，盛泽镇在获得苏州西门子电厂的供电后，购买机器，改进传统丝绸工业，拥有的纺织机数量占整个苏州的一半。1949年至1979年，实行集体化改造之后，盛泽镇丝绸工业向上集中到苏州市。盛泽镇原有的私营丝绸企业改制为国有工厂，丝绸产量不升反降，人口向上和向下分流。1984年，费孝通在经过实地调查后，主张放开对乡村工业的限制，出台促进中国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重现盛泽镇等地的活力。之后，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地区的小镇普遍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形成“苏南模式”。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3。
浙江乡村工业发展走的是不同于集体经济的另外一条道路。最具代表的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家庭工厂+市场”的“温州模式”。这种模式在乡镇建立一大批专业市场，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广东省毗邻香港，接受香港工业向珠江三角洲区域的辐射，形成“三来一补”外贸加工的工业化小镇，再加上乡镇企业、私人企业活跃的小镇，总称为“珠江模式”。福建省是典型的侨乡，与台湾同胞的关系密切，一度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地区，小镇也比较活跃，初步具备“侨乡模式”的形态。从结果上看，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4省活跃的私营经济，奠定了这些地区可以与当时“亚洲四小龙”竞争的实力。1990年后，山东临沂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工业化小镇。改革开发放3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小镇从“自在”走向了“自觉”，但由于只注重经济发展，不注重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自觉是不完全的。
2003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发展大城市的潮流，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对集中，主张发展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开发区，对外吸引外商、港商、台商，对内吸引小镇的私营企业。小镇享受不到优惠政策，除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世界工厂以外，大多数小镇的发展势头不如以前，或者停滞不前。仅仅过去了10年，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大城市病”，发展小镇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
未来美好的小镇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提出发展1000个特色小镇后，各省涌现出一股“制造小镇”的冲动。这是小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特色小镇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小镇的居住者们能否实现文化自觉。经济发展指标固然可以5年或10年进行一次评估，但文化和文明是很难这样评估的。建设未来美好的小镇，需要让文化回归其位置，围绕人的生活需要去建设，小镇的定居者（包括本土的和外来的）需要在小镇文化建设方面付出很大努力。以下摘其要点讨论三件事：
一个不能吸引青年的小镇是没有未来的。未来在于青年，他们有着新的生活习惯，且逐渐地体现新文明的形态。在所有的项目投资评估中，必须增加一个吸引青年的评估体系，即：能否创造城市与乡村价值的平衡、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平衡、居住和事业的平衡？相对于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嘈杂，小镇可以让人们拥有传统的庭院生活， 拥有亲近自然的宁静生活。小镇应该发挥自己在创业和居住条件方面的竞争优势。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需要重视小镇出现社会组织弱化的现实。小镇的本土定居者和外来定居者，很可能没有处在同一条现代化轨道上。当务之急，需要尽快地给小镇的人们提供新的社会制度，让小镇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形成规律的互动。同时，小镇要围绕民间信仰建立一套适合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小镇应把传统的文化请回来， 赋予新的生命，培育新儒家文化。
每一个小镇的发展都需要一位卓越的带头人。这个人受小镇居民的拥戴，起到乡贤的作用。中国需要民国时期张謇和卢作孚那样提倡实业兴国和教育兴国的“社会企业家”。他们把企业盈利用于家园和社会建设。如果他们只专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那么就很难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他们在小镇就什么事情也推动不了。这位带头人不分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定居者，与小镇上的人们组成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唯其如此，才能开始描绘小镇的未来蓝图，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建设美好的家园。不再忽视文化，不再是忽略本土定居者，不再走过去的经济单行道。一个有活力、有魅力的小镇社会，必然是互相契合的有机生命体。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和模式，要有文化自信、自觉和自尊。要明白，中国是中国，有中国的发展规律。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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