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河古村落群
原标题：探访沁河古村落群
那天，正捧着一本《明史》咬文嚼字，同事问道：又准备探寻谁的心路历程呢?我回答道：何止于此，过几天我还准备去他们家看一看呢。
3月14日中午，春雨绵绵，与壁虎、山羊、靖儿会合，乘坐太原至宜昌的火车出发了。晚十点半，在沁水县嘉峰镇下车。“沁水煤田”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田之一，当地最大的两座煤矿就座落于嘉峰镇和端氏镇。很多人都是从《焦点访谈》“挪用教育经费修建乡镇府办公楼”的节目中知道的端氏镇，而事实上，沁水最早的名字就叫端氏，并且沿用了上千年，当年赵、魏、韩三分晋国，曾将晋君迁居于此。嘉峰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地图上标注的地名是加丰，煤炭系统用的名字也是加丰，但铁路系统用的却是嘉峰二字，以至于我在铁路网站上用“加丰”二字搜索不到任何信息。
嘉峰火车站距离嘉峰镇还有三华里的路程，虽然站前很多出租车接站，但看到时间已晚，我们就近投宿于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
一、“金郭壁”与“小北京”
东出嘉峰镇，便是沟通运城和晋城的公路，第二天，我们从这里搭乘客车，沿着沁河北上十华里外的郭南村。下车后走过一段泥泞的土路便来到了沁河边，一座钢索吊桥飞架于沁河之上，桥的对岸，就是郭南村的沿河护坡和废弃的堡门。
郭南村只是昔日“金郭壁”的一部分，如今郭壁村已经被划分为郭壁南和郭壁北两个行政村。事实上，郭南、郭北在过去不仅连为一体，而且规模远甚于今，仅村中的主街就长约五华里，“金郭壁”的赞誉绝非溢美。虽然沁河河道的西移、文运与经济的衰落带走了它往日的繁华，但大部分明代民居保存基本完好，古村的格局依旧完整。
郭壁村座西向东，背山面河，沿沁河西岸座落在山坡上。郭壁村夹在沁河与侯月铁路之间呈带状分布，村东为沿沁河修建的石质护坡，村西山顶上建有夯土城墙。做为兴建于乱世的防御城堡，村内又被划分为众多区域，它们之间通过内门楼或过街楼被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封闭的防区，这些区域均以“坊”或“里”命名，如“宁远坊”或“三槐里”等等。村内目前还保存有多座内门楼和过街楼，楼下通行，楼上则建有观音阁等宗教建筑或戏台等公共建筑。在郭南村的山坡上，有一座内门楼建有“丁”字型门洞，这是当地现存仅有的孤例。
郭南村还保留有一座“崔府君庙”，庙中的乐楼建于明代天启七年，是市级文保单位。“崔府君庙”为纪念历史上的清官崔钰而建，我手中没有他的资料，但在晋城地区，“崔府君庙”还有多座。
郭壁村民居是典型的晋东南风格，四大八小，以二到三层的四合院建筑为主，大多为明末与清代遗构。郭北民居与古街较之郭南保存相对较为完好，也更为宏伟气派，建筑、装饰艺术水平也更加高超。郭壁村保存有多座“进士第”，这些建筑外观豪华，门楼、外墙和门内照壁均装饰有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有的门楼外侧还建有装饰着“忠”、“孝”二字砖雕的照壁。石质或木质门匾多以“进士第”、“大中第”等为内容，有的还刻有宅主的历任官职。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通政司右通政的韩范的府第，就是其中保存相对完整的一处。
郭壁村西北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堡中之堡，名曰“青缃里”，俗称“王家圪洞”，王氏家族的宅院就集中在堡内及其周边。虽然这个家族的先辈均名不见经传，村中晚辈对他们也知之甚少，但仅此一座城堡就可以使我们确信，他们是“金郭壁”最为显赫的家族。
走过郭北长长的古街，穿过“三槐里”高大的门楼，绕过“进士第”的曲折小巷，眼前豁然开朗，修筑在山坡上的巷道全部用平整的长石条铺就，上完几十级石台阶，就是“王家圪洞”高大的城墙，城门的石匾上镌刻着“青缃里”三个大字。青，青色也，也是青史的代称;缃，浅黄色也，也是书卷的代称。由两种色彩组成的“青缃”二字，也作青箱，指的是世传的家学，很明显，这是一个书香门第。
“青缃里”内，如今只留下两处完整院落，其余都已化为萧瑟颓败的断壁残垣。郭壁的许多门匾在文革中都遭到了破坏，有的石匾或砖匾上的刻字被凿去，有的木匾上用墨汁或粉笔书写了毛主席语录，不少语录颜色如新，仿佛就写在昨天。“青缃里”院落的门匾也难以幸免，南侧院落门匾上写的是“为人民服务”，北侧院落门匾上写的是“极高明”，似乎为原物，又似乎是重新写上的，端祥许久，未能参透。
南侧院落过去曾是一座书院，院内东侧为一座五开间的二层楼房，明柱厦檐，六根明柱全部采用高达十余米的石柱，这种石柱在郭壁屡有所见，但在山西其它地区的民居建筑中则很少采用。在这座藏书楼上，重叠着三个时代的标语。明柱上用正楷工工整整地书写着以劝学为内容的对联，墨迹已经非常浅淡，从年代上说至少也是清末以前;在二楼走廊外侧，用白色石灰汁书写着“减租减息”的口号，印刻着战争年代的烙印;在明柱的劝学对联上，覆盖着一幅墨迹清晰、书写凌乱的对联：“老老实实写材料，认认真真讲问题”，充满了浓郁的文革口气。一座四百年前的书院，就这样忠实地记录着他走过的风风雨雨，将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历史还原在你的视野中。
青缃里书院
站在郭北村头，便可看到豆庄，穿过一片二华里的田野，就进入了村内。豆庄在过去其实名为窦庄，北宋年间，左屯卫大将军窦璘由陕西扶风迁居至此，窦庄因此而得名。
传说窦庄人张烈功在京为官，其母亲非常想亲眼看一看北京城，张烈功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便说您不用亲自来了，我在家乡为您建造一座北京城就可以了。参考北京格局修建的窦庄建成后，也就获得了“小北京”的美誉。这个传说在二十里外的阳城皇城相府也曾听到过，只是主人公变成了陈廷敬。
张烈功其人史无可考，他有可能参与过窦庄的修建或修缮，但窦庄真正的建设者是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南京大理寺正卿张五典，关于张五典及其子孙三代，《明史》有传，重点记述的是张五典的儿子张铨。张铨，明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先后为官河北、陕西、江西，担任御史十余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列举“七大恨”，后金开始向明军发起攻击，身为一介文官的张铨屡次上书，指点辽东兵事，力荐熊廷弼，甚至还极为专业的从战略战术角度评述了辽东总兵官张承荫败殁的原因和责任。明朝末年，明廷起用大批儒将，张铨也在天启元年监军辽东，赴任不久，后金兵围辽阳，明军大部溃散，张铨与经略袁应泰率残部苦战三日，城破被俘。张铨拒绝后金的招降，被送归官署，他遥拜明帝与父母之后自刎。张铨殉国后，明廷赠兵部尚书，谥忠烈，诏恤侍养在家的张五典，任命张铨之子张道浚为锦衣卫佥事。窦庄及其周边现存三座张铨墓，从史料分析，应该都是衣冠冢，它们传达着乡人对忠烈义士的崇敬。
崇祯初年，陕西农民军王自用所部屡犯山西，具体历史背景在第十一章《皇城相府、郭峪、砥洎城》中已有介绍，深谋远虑的张五典正是在此时构筑了窦庄城。窦庄的地形与郭壁相似，背山面河，仅有一座吊桥与河东相通。窦庄城建城不久，张五典去世，明廷赠太子太保。
崇祯四年，流寇入沁，族人请张铨之妻霍氏远走避难，霍氏说：“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更不保。不如盍死于家。”霍氏于是率族人及入城避难的乡民坚守四昼夜，直至流寇退去，窦庄因此被地方官员命名为“夫人堡”。第二年四月，流寇再犯沁水，杀明将猛忠，时谪戍雁门关的张道浚闻讯后私自率兵驰归沁水。八月，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刚率三万之众再围窦庄，被张道浚击退。次月，流寇三打窦庄，张道浚率军由窦庄上游潜渡沁水，绕贼身后而破贼。在此期间，在张道浚的倡议与帮助下，沁水、阳城一带先后建立起五十四座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的城堡。崇祯六年，明军与满天星、乱世王、混世王等流寇激战于沁水、阳城，互有胜负，巡抚孙鼎相为张道浚请功，但御史弹劾他擅离职守、私自回乡、冒名争功，又因为沁水县城失守，谪戍海宁卫。
窦庄的保护程度远逊于郭壁，如今的窦庄，城墙尽失，“小北京”的九座城门只剩下了四座，但“天恩世锡”的高大牌坊和一座座“尚书府”、“进士第”完全可以让我们想象出当年的规模与鼎盛，追寻到张氏祖孙三代的功业成败。
我们沿沁河北上的行程终结于窦庄，窦庄北上四华里，还有一座坪上村，那里是隆庆二年进士刘东星的故乡，他的墓，就在村北半里。刘东星《明史》有传，先后担任漕运总督、工部尚书，与三十里外阳城上庄的户部尚书王国光是儿女亲家。刘东星与明末著名思想学、文学家李蛰交往极深，李蛰曾不远千里来坪上刘东星家中客居，他与利玛窦的结识也是刘东星引见的。
二、湘峪三都古城
从窦庄沿沁河南下二十里，再逆湘峪河东进十里，我们来到了湘峪村。传说湘峪村过去名为相谷村，因为村周山环水绕，故而在村名中加入了“氵”和“山”，是谓湘峪。背山面河的湘峪古城建在湘峪河谷北侧的山坡上，湘峪河流量不大，紧贴建于石壁与陡坡上的城墙西流，成为古城的护城河。湘峪古城竣工于崇祯七年，由孙居相、孙鼎相兄弟主持修建，孙鼎相在孙氏四兄弟中排行第三，曾担任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的府第便以“三都堂”为名，湘峪古城因此也称三都古城。
湘峪村过去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因此城堡的规模并不大，南北长近三百米，东西宽约一百余米，面积三万余平方米，与灵石王家大院、碛口西湾民居面积相当，略小于阳城的皇城相府和砥洎城。
湘峪古城城墙建于石壁与陡坡上，高度多在十余米至二十余米之间，显得极为高大宏伟。站在远处仰望古城，可以看到城墙与城内房屋上的拱型窗孔，密密麻麻，有如蜂窝，民间谓之“蜂窝城”。古城共开三座城门，西门已毁，现存东门、南门。涉过湘峪河，爬上平行于城墙的坡道，便进入了南门，坡道在门内呈直角形拐了一个弯后继续爬升。门洞里面建有一堵石墙，位置和作用与民居中的影壁相似，南门的“宸薰”门匾并没有出现在门外，而是镶嵌在了这堵石墙上，这在山西的众多古城、古堡中尚属孤例。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同时在军事防御上也有一定作用。外来者从对面樊山的制高点上或是远处其它地方是找不到南门的，因为门洞上没有门匾，而城门与门洞内的石墙从远处看在视觉效果上已经合为一体，仿佛是一段完整的城墙。
湘峪三都古城街巷
湘峪城内的街巷为“五纵三横”的棋盘式格局，不过，这些街巷大多并不是笔直延升、相互垂直，而是顺应地势的走向或是有意弯曲成一定的弧度，有些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两个九十度的拐弯，其军事防御目的非常明显。因为多年的破坏和缺乏维护，“五纵三横”的街巷格局已经很不明显，但是，中街和一些小巷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古朴的风貌，条石或磨盘石铺路，两侧是一座座紧紧相邻的院落，中街上，还建有两座过街楼。在一个丁字街口，正对小巷的砖墙上方，镶嵌着一座砖雕照壁。在民居建筑中，将“泰山石敢当”石雕镶嵌于墙壁下方非常普遍，但这种将风水照壁高悬于三层楼房的墙壁中央的建筑手法则非常少见。遗憾的是，照壁中央的砖雕已经被人偷偷凿走，据村民说，砖雕图案以麒麟为内容，后来它出现在了附近一座开发过的城堡式民居建筑中。
除少量近年新建的民居外，城中建筑大多建于明末，这些民居以三到四层建筑为主，古朴雅致，宏伟气派，走在窄窄的小巷中，给人一种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的感觉。城西一带还建有宗教、祭祀建筑，因其地势较高，显得极为宏伟，过去，这里曾是湘峪小学所在地，如今已经封闭。一位姓连的村民带领我们参观了城中的主要民居，一一走过“大男院”、“小男院”、“帅府院”、“金库院”、“绣楼院”、“书房院”等院落。从建筑形式与建筑风格上说，湘峪古城的民居建筑与其周边几座古城、古村相似，但其正房更为高大、高层建筑更为集中、气势更为恢宏，同时，它还拥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西合壁的建筑装饰形式。湘峪民居的窗户多采用拱券式窗孔，窗孔外墙饰以“眉檐垂柱”的砖雕，这是一种已经汉民族化但仍然带有浓郁西式风格的装饰形式。
湘峪民居最重要的特点体现在“双插花”院落上。北方民居的正房一般高度一致或是中间高、两侧低，但一座竣工于崇祯十一年的“双插花”院却打破传统，标新立异，其五开间的正房因为高度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三段，中央两开间正房楼高三层，右侧两开间和左侧一开间正房楼高四层，形成中间低、两侧高的奇特外观，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教堂。这种外观因为与中国古代的双插花官帽形似，寄寓官运亨通之意，而被称为“双插花”院，这是对西式建筑风格的中式文化铨释。古城内还有一座“单插花”院落，只余一侧的四层“插花”，而另一侧的“插花”似乎是后来自然垮塌或人工拆除。
双插花院落
在一条小巷里，我们找到了孙鼎相的“三都堂”。“三都堂”宅门东开，门首是“文武衡鉴”的牌匾。进入宅门，是一条甬道，甬道夹墙之间建有一座门楼，门匾正反面分别镌刻着“司空”和“宗伯”。甬道尽头，便是向南开的“三都堂”正门，“四部都司”的木制的匾额就悬挂在门首，下方还镌刻着孙鼎相的历任官职。推门进入“三都堂”，迎面矗立着一座气势逼人的五层高楼，楼房虽然面宽只有三间，但二十五米的高度使其在周围民居的对比下显得鹤立鸡群、宏伟壮阔。这座楼房被称为“了望楼”，又叫“看家楼”，楼体遍布饰以“嵌花眉檐”的拱形窗孔，其军事防御功能非常明显。
在皇城相府和古村郭峪，还留存有两座七层高的“看家楼”。据《明史》记载，崇祯五年九月，紫金梁率兵围攻汝璋楼，掘地丈余深而楼不毁。面对这些古代高层建筑，不能不赞叹他们的建筑水平。
事实上，孙居相的府第更为气派，在他已被拆除的府第内，过厅遗址尚存，阔大的月台依旧完整，从几个柱础上，我们可以判断出石柱的直径和过厅当年的规模。在石础上，饰有创意新奇的精美石雕，雕刻着两只钻入洞中只露出一头一尾的小狮子，而任何相邻的一头一尾，都可以组合成一只完整的狮子，从而形成有四只石狮子的视觉效果。
像孙居相府第这样因为年久失修而被拆除的院落还有很多，有些只剩下一片废墟，有些则翻建了新房。在我们投宿的老连家，原来四层的正房因为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拆除了顶层只剩下三层。据老连介绍，城内原本还有三座七层高的了望楼，但均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或拆除;万历皇帝为孙氏兄弟赐建的“三世少宰”和“二世清乡”两座石牌坊，也只有石柱还依旧挺立，其余物件均已佚散无踪;过去，湘峪城还建有内城墙和三百余米长的藏兵洞，如今，内城墙荡然无存，藏兵洞残长不足百米。
藏兵洞建于南城墙内，近三百米长的南城墙沿湘峪河河岸而建，因为修建在岸边的峭壁和陡坡上，因而显得极为高大，最高处约二十五米。普通城墙的高度一般在十米左右，湘峪城墙的高度抵御冷兵器时代的进攻已经绰绰有余，因而南城墙上修建了许多房屋却没有设置敌楼、马道、垛口等防御设施。那么，如何对攻击者发起反击呢?南城墙内部全部被掏空建成了窑洞式藏兵洞，每个藏兵洞设拱形窗孔一个，众多窗孔在南城墙外侧一字排开，成为守卫者了望与防御的工事。
在老连的带领下，我们从南城墙的凌空台阶下到了藏兵洞。藏兵洞均为砖石结构的窑洞式建筑，洞体宽大，洞洞相连，建筑形式分为“串珠式”与“后廊式”两种。“串珠式”由若干个单独的藏兵洞组成，每个藏兵洞东西两侧各开一门，成为出入通道，这条笔直的通道就象一条丝绳，将各个藏兵洞串联成一体。在“串珠式”藏兵洞中，只需守住或堵死一门，便可断绝藏兵洞的东西交通，敌军一旦攻入藏兵洞，每一道门都可以成为抵御进攻的关口。“后廊式”则在藏兵洞后部增建了一条笔直的走廊，每个藏兵洞均有一门与走廊相通，类似于只剩半边的筒子楼。“后廊式”藏兵洞各个相对独立，既可以各自为战，又可以通过后廊相互协防。
湘峪藏兵洞，将防御工事、兵营、军需仓库的功能合为一体，洞体十分坚固，防御功能显著，同时兼顾了攻击功能。士卒驻守其间，也不会因为风雨侵袭影响战斗力。藏兵洞内还设有通道与城墙顶部和“帅府院”相连，便于指挥和增援。湘峪古城藏兵洞，以其极富创造力的设计与优良的建筑质量而成为冷兵器时代防御工事的杰出典范，更是民间军事工程的顶峰之作。
不仅仅是内、外城墙和藏兵洞，建设于明末乱世的湘峪古城在其整体设计中无处不贯穿着注重防御、平战结合的思想。城中的许多院落是可以相互贯通的，以便于院落之间的联防与协防。一些街巷有意修出一定的弧度甚至连续出现两个直角拐弯，街巷上方还建有过街楼，其目的都是为了抵御、阻滞突入城内的侵略者。我们还发现，每一个直角拐弯处，其直角外墙都被削去了尖角而修建成棱形，起初，我们以为这只是一种人性化设计，为了防止拐弯时被尖角碰伤，但我们很快又发现棱角处的墙壁上都凿有一个小坑，其大小完全可以放下一只拳头。老连告诉我们，这也是为抵御突入城内的侵略者而设计的，直角改建成棱形，能够有效地扩大隐藏在墙角的防御者的视野，弓箭手握弓的拳头，就放置在墙壁上的小坑内，使其能够紧贴墙壁，更好地隐蔽自己。
湘峪古城远眺
沁河端氏至润城一带的大批城堡式民居建筑，既是明末抵御流寇侵掠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内凝聚、对外排斥、居安思危的地域性格，而这种地域性格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也依旧被他们的子孙们传承。在阳城县的郭峪村、砥洎城感觉尚不明显，而在沁水的郭壁、豆庄尤其是湘峪，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当地人的戒备心理。这些村庄普遍养狗，走过了山西的许多村落与民居，我们已经习惯于象个当地人一样随意推开院门信步走入任何庭院，而在这里，由远而近的急促铃铛声几次让我们心惊胆颤于陌生的门洞之中。按照既定计划，我们将投宿于湘峪村，然而，问过许多村民却无人愿意接纳我们，他们都将我们推向村委或学校，村长与支书不知去向，学校今天也放假，沥沥春雨中，我们感觉自己被这座古城无情地拒之于门外。
感谢村民连小云收留了我们，尽管价格并不便宜。老连不仅带我们参观了湘峪古城，还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当地过去与现在的故事。湘峪以村办煤矿为经济支柱，由于体制和管理上的原因，收入并不能使村民满意。不过，湘峪在嘉峰人眼中，算得上是当地的富裕村，当天晚上，我们从村中小店买了两瓶黄盖汾尚觉奢侈，而许多村民喝的却是坛汾。坐在老连家闲聊时，感觉湘峪的水入口绵甜，远甚于太原，老连介绍说，过去湘峪河水质非常好，村民生活用水直接取自湘峪河，开采煤矿后，河水受到污染，村民改用地下泉水。
最后，我们将目光移向了湘峪三都古城的建设者们。湘峪河南侧，是樊山，登上樊山，可以纵览古城全貌，翻过樊山，就是阳城的皇城相府和古村郭峪。据说，樊山的十条山脉无论走向如何，最终都会朝向湘峪，当地民谚谓之：“十山九扭头，辈辈出诸侯”。湘峪村在明清之际产生了七位进士，孙居相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孙氏兄弟的父亲孙辰，曾担任过县令一类的小职。孙氏兄弟四人，分别为居相、可相、鼎相、立相，孙居相与孙鼎相《明史》有传，孙可相也走入仕途，兄弟三人同朝为官，孙立相则留在了村中，据村民推测，他可能没有考取功名，而在村中开设私塾从事文化教育。
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在明朝走到了它的尽头，明末朝政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官场充斥着腐朽末落的气味，大小官员从上至下集体性的人格变异。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孙居相以其直言敢谏、清正廉洁的形象特立独行于明末险恶的仕途之中。
在万历二十年考取进士后，孙居相长期担任御史职务，被他弹劾、惩处的贪劣官员和不法豪强多达百余人。做为一名普通官员，孙居相清醒地看到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危机：“当今内自宰相，外到郡守县令，没有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迟早要土崩瓦解，即便珠玉金宝亘地弥天，对于拯救危难又有何用?”在他的奏折中，不仅批评了自己的同僚，并且毫不留情地触及到万历皇帝贪财吝啬的性格缺陷。能够说出这样的警世恒言，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更需要鞠躬尽瘁的责任感和逆龙鳞的惊人勇气。
崇祯年间，孙居相出任户部尚书、仓场总督。就在此时，他的同僚杨时化弹劾了一名贪官，但这个知县却手可通天，不仅依靠朝中后台企图逃避制裁，同时还对杨时化反咬一口。在寄给孙居相的私人信件中，杨时化以一句“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表达了自己的愤懑之情。人们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倔犟地与官僚集团对抗了三十年的万历皇帝尚且容得下孙居相的逆耳忠言，一心想扶大厦于将倾的崇祯皇帝却没有这样的胸襟，这封书信被厂卫特务机构获得后，崇祯皇帝龙颜大怒，孙居相因为同僚的这句牢骚而株连下狱，受到贬官戍边的处分。崇祯七年，也就是湘峪城峻工的这一年，孙居相死于戍所，死后葬归故里，墓在湘峪村东三里腰，牌楼、石人、石马等至今犹存。
孙鼎相为万历二十六进士，曾担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在湘峪留下了“三都上殿，文武打颤”的传说。孙鼎相先后出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兵部武选司主事、礼部主客司主事、吏部三司员外郎，“三都堂”门匾上的“四部都司”指的就是他担任过的这些职务。正是曾在工部、礼部任职的原因，使得孙鼎相精通建筑法式，并有机会接触西洋传教士从而了解欧式建筑、装饰风格，所有这一切，都在湘峪三都古城的设计与建设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解读沁河才子乡
沁河是山西仅次于汾河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绵山东谷，沁源县因此而得名。沁河向南流经安泽、沁水、阳城三县出山西省境，在河南武陟县注入黄河。有人曾说，千里黄河，独富河套，沁河在沁水县端氏镇至阳城县润城镇之间长不过三十余华里，四百里沁河却将它所有的钟灵毓秀与文运才思都毫不吝惜地集中赐予了这里，这片方圆五十里的神奇土地上走出了一个个名震一时的才子，留下了一座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和一段段值得探究的传奇历史。
在回嘉峰的途中，我们路过了武安村和尉迟村。武安村之名来自于秦国武安君白起，传说长平之战时，白起曾驻军于此，村中至今仍保留着武安寨和古代军事地道。尉迟村之名来自于唐代名将尉迟敬德曾流落于此的传说，村中建有全国唯一的尉迟敬德庙和敬德阁，该村有编织簸箕的传统手艺，据说也是传自于尉迟敬德。尉迟村村民以赵姓为主，村中建有赵氏祠堂，村中的一个清代院落里，闪耀出沁河才子之乡最后的灵光，他，就是“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赵树理。
尉迟村位于沁水县最南端，沁水、阳城两县的县界从该村南部划过。站在尉迟村向东南望去，沁河对岸便是阳城县屯城村，该村因长平之战中白起屯粮于此的传说而得名。屯城村诞生过明末名臣张慎言及清代浙江巡抚张泰交等一门三进士。张慎言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明史》有传，曾担任明朝南京户部尚书、南明吏部尚书等职，清兵攻取南京后，他患病拒绝用药，不治而亡。张慎言同时也是明朝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朝末年，为抵御流寇侵扰，张氏家族也曾在屯城修筑城堡，今仅存遗迹。张慎言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流寇侵扰阳城、沁水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如果我们沿着沁河继续南下，不过六、七华里，便来到了以上伏、下伏、上庄、中庄、下庄为名称的村落群。由这个村落群中心往东三、四华里，就是古村郭峪与皇城相府。这几个村庄密集地分布在方圆不过十里的狭小范围内，历史上，这里文风鼎盛，文人辈出，当地民谚有云：郭峪三庄上下伏，秀才举人两千五。不仅是秀才举人，进士也层出不穷，皇城村陈氏一门九进士，郭峪一村十五进士，上庄村，则诞生了沁河才子乡的第一位显宦王国光。
王国光是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明史》有传。在阳城、沁水一带，王国光是一位名声显赫的传奇人物，当地至今仍然流传着他为民、为官直至最后辞官的故事，许多人随口就能说出关于他的民谚，有的民谚据说直接出自于王国光之口。提起王国光的权势，人们总爱说他“白天抱皇帝，晚上睡娘娘”，不过，民谚所述似乎更象是野史中的张居正。王国光当年出任户部尚书，是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被誉为明代的理财家。王国光晚年，被弹劾动用工部公款修建私房，万历皇帝责其“欺君蔑法”，念及前功而没有深究，让他退休回家。上庄村至今保留有王国光故居，至于是否就是他用公款修建的那座，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
上庄以南几华里，是润城镇，润城镇的砥洎城，涌现了陕西巡抚张(王春)、清代著名数学家张敦仁等一城三进士。
沁河才子之乡，在地域上为什么会集中于这片方圆几十里的沁河两岸，在时间上为什么会突然崛起于明末，在明末清初辉煌一时，又迅速衰落于清代中期，的确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明末的乱世，正是这一大批诞生于乱世的城堡式建筑为现代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帮助我们更方便地解读沁河才子之乡。
首先，仓廪足而知礼仪，沁河才子之乡的崛起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沁水、阳城两县煤、铁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发展农业的条件也得天独厚，沁水同时还是著名的“缫丝之乡”。沁河沿岸百姓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外出经商传统，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从元代以后迅速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为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得益于当地尊重知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文风。从现存古城堡、古村落、古民居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理念、装饰艺术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底蕴。文昌阁，是这一地区最常见的祠庙建筑之一。一些村落中，书院、私塾占据着村中仅次于祠堂的重要建筑。即便是在今日，我们从许多古民居的门匾、室内装饰的字画、条幅上，依然可以体会到昔日鼎盛的文风。在沁水县土沃乡的西文兴村，还有一个柳氏家族，他们是柳宗元的同宗后代，这个家族自从因为避难迁居于此后，就始终以“耕读传家”做为立家之本，终于铸就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辉煌。
第三，相互间的扶持与提携。对于仍在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先行者成功的脚步激励着他们的壮志雄心，而一旦金榜题名，地域上的归属感、比邻而居的亲切感、千丝万缕的宗族与友情关系，使得他们建立起密切的私交并较为容易在政治上保持相对一致的立场或达成某种默契，而这种关系，对于政治基础的坚实与仕途的发展必然有着很大的帮助。户部尚书王国光与工部尚书刘东星二人的家乡相距不过三十华里，他们结为儿女亲家，对其政治势力无疑是一种巩固。西文兴村柳氏民居内王国光题写的对联，说明这两个家族间同样有着深厚的私交。张道浚以忠烈之后的身份出任锦衣卫佥事，却因为结交内侍、收受贿赂而谪戍雁门关，就在戴罪戍边期间，流寇入沁，张道浚没有取得上司的同意就私自带兵回乡，尽管他在与流寇的作战中互有胜负，巡抚孙鼎相仍然为他向朝廷请功，这未尝不是出于同乡的私谊而有意庇护。皇城村的陈氏家族，历史上只是郭峪村的一员，这两个村庄之间血脉相承的联系必然是难以割舍。
除了以上三点主要原因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堆次要条件和因素，但是，所有这一切仍然无法做出圆满的解释，许多疑惑始终困扰着我们挥之不去。结合这些城堡、村落在选址与风水上无一例外地重视，使我们有时候甚至怀疑这其中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当地也有许多与此有关的民谚和传说。2001年我前往沁水与阳城交界处的历山时，在盘山道上看到了一株冠盖硕大的千年古松，司机告诉我们这是历山的迎客松，后来我翻阅资料时发现，这株奇松在当地被称为“历山名人才子松”，民间传说：如果古松添一大枝，所出方向就会出一名状元，如果添一中枝，就会出一名举人，小枝则出一名秀才，正因为如此，古松虬枝最为茂盛的东、南西侧枝干所指的沁水、阳城两县名人才子辈出。
然而，这种力量为什么没能使沁河才子之乡长盛不衰呢?明末社会动荡带来的经济衰落、清初政权更叠后汉族知识分子对异族统治者的抵触情绪、官宦子弟们在学业与意志上的颓败……这些原因同样难以圆满解释沁河才子乡在短暂辉煌后有如流星坠地般的迅速衰落。
或许，“巧合”二字，将是我们最后的托辞。
四、从磨滩到胜天寨
从湘峪回到嘉峰，吃过午饭，我们坐上了开往磨滩的火车。
沁河在沁水、阳城流经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平原、丘陵地形，但南出阳城县八甲口镇不久，就进入了山区，沁河穿行了崇山峻岭之间，曲折蜿蜒，急促的弯道有如一段扭曲的丝绳绵延南下。险峻的地形为利用水利资源提供了便利，这段几十公里长的沁河峡谷间，修建了杜河水电站、栓驴泉水电站和若干小型水电站，而在杜河与栓驴泉水电站之间，则开发了四个风景旅游区。
这个风景旅游区由北至南分别是：九女湖、李寨、磨滩和拴驴泉。九女湖位于阳城县境内，以杜河电站水库与九女仙台为主，九女仙台为河中的柱状孤岛，上建九女庙，当年张道浚在与流寇的作战中一度失利，就是据守九女台得以反击。李寨位于沁河东岸的泽州市境内，以沁河峡谷自然风光和周边文化景观为主。磨滩位于阳城县境内，以沁河两岩的磨滩村和东磨滩为中心，周边有龙王沟、窟窿山、胜天寨等景区。拴驴泉位于泽州市境内，其高峡出平湖的自然风光号称“小三峡”。事实上这四个风景区紧紧相连，我曾考虑是否有沿沁河徒步贯穿的可能性，当地人告诉我们，唯一的通道是沿着铁路走，但需要穿越大量隧道，有的隧道长达数公里，铁路部门出于安全考虑而禁止行人通行。
侯月铁路一路穿山过河沿沁河峡谷沟通了山西与河南两省，洛阳铁路局每日有一列客车往返于嘉峰与洛阳之间， 磨滩即为其中一站，也正因为交通便利的缘故，每年夏天，都有大批河南游客来此避暑。
将背包放在农家小店，游览完沁河与东磨滩村，我们向胜天寨进发。因为地形的原因，阳城、沁水一带留存下大量军事与民间防御山寨遗址，胜天寨就是其中一处。沿着修建在沁河西侧山腰上的砂石小路北上，走出四公里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座近百米高的孤峰，山崖笔直如削，无路可寻，而胜天寨，就在峰顶。这座孤峰，让人想起绵山的铁索岭与五老峰的玉柱峰，不过，它并不象另两座山峰一样需要铁索、垂梯才能攀爬，因为绕过山峰正面，侧后方的陡坡上有一条极为艰险的羊肠小径可以上山，这条小路谓之好汉坡。
登上胜天寨，可以发现它几乎是四面临水，沁河围绕胜天寨划出一个将近三百六十度的大拐弯。向北望去，可以遥见李寨“擦耳背”的峭壁和急促回转的沁河，向南望去，会有两条沁河闯入视线，右侧的沁河从峡谷间穿出向北流去，左侧的沁河则朝南流向磨滩。出发之前，我们都曾看到过这一景致的照片，只不过拍摄地是在李寨的“擦耳背”上，照片的名字叫：天下第一湾。
从嘉峰到磨滩，再从磨滩到胜天寨，月光下迎着清凉的山风，我们的沁河之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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